浙江在線10月26日訊（浙江在線記者 李月紅 張瑾華）一身深藍色的西服配深藍色的襯衣，作家艾偉在這個深秋走到了浙江文學隊伍的最前排——10月25日中午，在浙江省作協(xié)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艾偉當選新一屆浙江省作協(xié)主席。
艾偉在中國文壇成名已久。他是中國“60后”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長篇小說《風和日麗》《愛人同志》等，多次獲得各類獎項，部分作品譯介到國外。他說，此刻他唯一想的，是懷著對文學的愛和敬畏之心，相信文學與生俱來的精神品質，相信文學浙軍的實力，相信浙江作家一定會寫出屬于自己同時也屬于這個時代的具有浙江精神的扛鼎之作。
文學眷顧浙江這片土地
記者：恭喜您當選省作協(xié)主席，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現(xiàn)在的心情嗎？
艾偉：對我來說，這個職位是一個意外，這不在我的人生想象之中。當然這是榮譽，但更多的是責任，此刻我唯一想到的是懷著對文學的愛和敬畏之心，和作家交朋友，正派、公平地對待每一位作家，行使好自己的責任。
但我想，我首先還是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寫出好的作品，作家的宿命就是寫作，成了作協(xié)主席更應該如此。
記者：浸淫浙江創(chuàng)作多年，您是如何看待浙江文學現(xiàn)狀的？
艾偉：浙江有深厚的文學傳統(tǒng)。到了今天，我覺得浙江毫無疑問是文學大省，我們有余華、麥家這樣享譽海內外的作家，麥家作品的海外傳播堪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奇跡。
在他們之外，一批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王手、吳玄、鐘求是等廣受文壇關注；海飛、黃詠梅、哲貴、東君、畀愚等一批“70后”作家獲得了文壇重要獎項；值得一提的是新銳作家，這幾年如雨后春筍般成長，祁媛、張忌、雷默、池上等數(shù)十位青年小說家迅速被國內重要文學期刊關注，創(chuàng)作數(shù)量和質量都十分喜人，這在別的省份十分罕見。
記者：接下來您打算為浙江文壇做點什么？
艾偉：作家的寫作是一種極為隱秘的個人勞動，需要天分、努力和運氣，在作家寫作過程中，其實組織的力量是有限的，作協(xié)無法替代作家們具體的寫作。在這一點上，我會尊重創(chuàng)作規(guī)律，不急功近利。
同時，我認為當一位作家寫出好作品的時候，作家協(xié)會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是可以對作家有所幫助的，比如對作品進行推廣，包括海外推廣。在這個信息時代，可以用多種方法，全方位地把作家推向社會、走進讀者。
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
記者：能和讀者分享一下您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嗎？聽說您的文學啟蒙是從《百年孤獨》開始的？
艾偉：是的。我在學校的專業(yè)是學建筑，這輩子本來是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名嚴謹?shù)墓こ處?。但我在年輕時遇見了馬爾克斯，他讓我知道小說原來可以寫得如此自由，可以不顧現(xiàn)實邏輯而飛翔其上，可以天馬行空地憑自己的想象重新構筑一個新世界。
這本書點燃了我對文學的熱情。我開始閱讀期刊，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的文學思潮。我驚異地發(fā)現(xiàn)，這本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如此之大，可以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很大程度上是在對《百年孤獨》致敬。后來我也開始了寫作。我得承認，我1999年完成的第一部長篇《越野賽跑》受到過《百年孤獨》的影響。
記者：這么多年來，有沒有寫不下去的時候？
艾偉：記得2009年的時候，我寫完《風和日麗》，當時有一種被掏空了的感覺，有好長時間，幾乎不能寫作。
后來到2010年，經(jīng)過半年的休整，我想作為消遣寫一個過渡性作品，最初僅僅想寫一個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來源于我的鄰居。這個傻瓜當年是我們的樂子。他工作后，把錢藏在蜂窩煤餅里面，他告訴我們，這錢將來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發(fā)現(xiàn)藏于煤餅的錢都爛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場。我把這個人物寫進了小說，又有了長篇小說《南方》的故事。
記者：一個作家要持續(xù)地寫下去，是不是需要某種使命感？
艾偉：是的，寫作是困難的，有時需要一點使命感來堅持。今天，對一個作家來說，這個時代提供了無比豐盛的經(jīng)驗。小說作為一個容納人類經(jīng)驗的容器，它敏感的觸角可以伸展到生活和精神的各個層面。作家是時代經(jīng)驗的鑒賞者、收集者和記錄者，這是活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作家的責任。
現(xiàn)實世界是喧嘩的，物質具有強大的力量，每個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誘惑，在今天，耐得住寂寞的寫作尤其難得。寫作歸根到底是寂寞的事業(yè)。既然寫作是作家的宿命，那我們也只能領受這份寂寞。文學之路，前有古人，后有來者，但對作家們來說，一樣是天地悠悠，寫作者始終需要一種“望盡天涯路”的高遠追求。
把當代浙江故事傳下去
記者：您的大部分寫作，都是立足于浙江這片土地嗎？
艾偉：我寫過不少關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滿了南方的風物。在中國文學的版圖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詩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現(xiàn)神跡。我們講故事的人迷戀于這種傳奇，總是試圖打開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并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從而刺激我們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經(jīng)驗。
記者：當下這個時代的中國，對于寫作者來說意味著什么？
艾偉：每一代寫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今天我們的現(xiàn)實充滿了興奮性，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豐富、闊大和飽滿，我在《風和日麗》《盛夏》《南方》等長篇小說中努力進行我的小說實踐，今后還會繼續(xù)下去。
在這一點上，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鹅o靜的頓河》像是從大地上生長出來的，其經(jīng)驗的豐潤龐雜，令人折服。肖霍洛夫親歷了那場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記錄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眾生，記錄下大時代洪流中個人的心跳，記錄了他們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這部作品我時時驚嘆，只有親歷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細微而鮮活的經(jīng)驗。
記者：如何擔負起新時代賦予文學的使命？您能向全省文學工作者分享一些您的個人體會嗎？
艾偉：我想好的文學創(chuàng)作總是要參與到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小到溫暖中國人，大到對中國人起到人格的建設作用。我們國家正在發(fā)生深刻而生動的變革，今天發(fā)生在中國的一切就像一個創(chuàng)世的神話，波瀾壯闊，翻天覆地，我們生活其中并見證了這一進程。生活永遠是創(chuàng)作之母，豐潤的時代經(jīng)驗是創(chuàng)作者取之不盡的寶藏。
